近日，行业面消息显示，中国血液与罕见病事业部总经理宋发贤决定离开公司，寻求新的发展机会，最后工作日为2024年7月26日。

与之伴随的还有中国区业务线的调整。血液肿瘤与罕见病团队并入辉瑞中国医院急症事业部（HBU），调整也自7月26日生效。

随着18年老将宋发贤的离开，辉瑞中国匹配辉瑞全球的创新转型战略的实施进展，再次成为行业关注点。

剥离、收缩、合并、聚焦，人的流动与业务线屡次调整背后，一个新的辉瑞中国即清晰又模糊。然而，在新旧辉瑞仍在博弈的当下，对应辉瑞中国，也仍在新旧产品的迭代中寻找“回血装备”。

战略上看得明白

可以说，血液肿瘤与罕见病团队并入辉瑞中国医院急症事业部，是在2021年辉瑞中国重设的新组织架构基础上作出的又一关键调整。而这一组织架构的设立与精细化探索，与辉瑞全球的战略变化互相匹配。

事情还得从2019年说起。

2019年，辉瑞宣布将旗下专利到期品牌和仿制药业务部门——普强，与仿制药巨头迈蓝合并。此次合并，也意味着辉瑞将旗下成熟的品牌药立普妥、西乐葆和万艾可剥离出去。

旗帜鲜明地剥离仿制药，是为了更加专注于创新药。辉瑞这一全球层面的历史性大调整，自然会影响辉瑞中国的下一步，也需要大中华区作出及时响应。

2021年3月，辉瑞宣布停止在中国生产生物仿制药，并将位于杭州的生物药生产基地出售给无锡药明生物。

同年9月，彭振科正式担任辉瑞中国区总裁。他的到任，伴随着辉瑞中国新架构的重磅出炉：

设立包括医院急症、肿瘤、罕见病、炎症和免疫、疫苗、广阔市场六大独立事业部，各事业部负责人全权负责独立的营收利润、管线规划、新品上市等工作，并直接向彭振科汇报工作。

当然，全新的组织架构，不可能仅凭一步就精准找到最适合于辉瑞发展的“舒适区”。此后，辉瑞中国在这一组织架构基础上，一直在作尝试与调整。这一过程，也是辉瑞中国在近三年历经全球业绩大起大落、本土竞争格局严峻、引进产品竞争力生变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作出的自梳自理和适应之举。

调整颇为频繁的时间是在2023年。其中，最令业界意想不到的，是辉瑞中国对疫苗事业部及核心业务线的调整。

2023年5月，辉瑞中国宣布任命杨蓓为中国区疫苗事业部总经理，接替原来的张凌燕。9月，辉瑞中国疫苗事业部再次调整架构，下设北中国区、南中国区和市场平台，并分别设有负责人。

不久后，辉瑞中国解散了疫苗线，并将其核心产品13价肺炎疫苗（沛儿13）交给了本土合作伙伴科园信海代理。现在看来，这是辉瑞中国在沛儿13市场份额被竞品强烈冲击后，作出的一个重磅“减负”举措。

此外，2023年1月，刘菁被任命为炎症与免疫事业部总经理，接任戴文捷，而戴文捷被任命为中国基础业务负责人。这一变化，发生在辉瑞重磅皮科创新药希必可在中国上市后的第九个月。

同年8月，医院急症事业部发生调整。该部分为基石产品业务线和创新产品业务线，其中基石产品线由单人负责，创新产品线销售团队负责人则被拆认为北区与南区。此外，两个业务线，分别设有市场团队。

2023年底，辉瑞全球宣布组织架构调整，并成立“the Pfizer Oncology Division”（辉瑞肿瘤事业部）。今年来，辉瑞全球肿瘤事业部，提出2030年拥有至少8种重磅抗肿瘤药物，新产品占肿瘤业务总收2/3的目标，并根据肿瘤药物的早期研发、临床开发、商业化等环节分别任命了相应的主管。

对应地，辉瑞中国肿瘤事业部很快发生变化。

年初，王玉担任辉瑞中国肿瘤事业部总经理，全面负责肿瘤业务的战略规划和整体运营。王玉从事制药行业超25年，曾就职于GSK、强生（西安杨森），担任过销售管理及市场管理等重要职位。

接着在本月，有报道称，张春海就任辉瑞中国肿瘤事业部肺癌治疗领域负责人职位，直接汇报于王玉。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调整，都是在六大事业部内部发生的，而近日血液肿瘤与罕见病团队并入医院急症事业部，是事业部之间的融入与整合，是更高层级之间的调动。

近3年时间，辉瑞中国一直在这一组织架构上寻找“最优解”，但似乎离预期目标仍有差距。不断精细化的架构调整，最终能否帮助现阶段的辉瑞中国实现效率与管理上的平衡？尚且还需要用业绩去回答。

当然，组织架构是为了更好为产品服务。而就辉瑞中国现有创新产品力本身来看，又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

产品上还需发力

虽然组织架构的调整，向外界传递出辉瑞中国即将重振旗鼓，大干一场的明确信号，但从产品结构来看，辉瑞中国目前的新产品销售增速，能否拉回其逐渐掉落的“血条”尚待观察。如果将立普妥、络活喜时代的辉瑞拉出来对比，更能折射出辉瑞中国如今的焦虑。

辉瑞中国官网显示，重点领域包括抗肿瘤、疫苗、抗感染、炎症与免疫、罕见病五大领域。可以看到在疫苗领域，辉瑞中国目前唯一的疫苗产品沛儿13肺炎疫苗已经交由上药科园代理，而剩下的四大领域，却呈现出被现有产品增长乏力与新产品迟迟未到的矛盾裹挟。

在辉瑞目前最重视的肿瘤领域，2018年上市的哌柏西利几乎已经走到了增长的天花板，前因对照药选择策略失利，被礼来阿贝西利弯道超车率先挺入医保。

在哌柏西利2023年终于进入医保目录后，当年就面临核心专利到期，哌柏西利胶囊剂型遭遇了齐鲁、先声、正大天晴等仿制药的围剿。也是在2023年，临床数据更优的诺华CDK4/6抑制剂瑞波西利也加入了围剿辉瑞的阵营之中。

即使在2020年，辉瑞又推出哌柏西利的片剂，今年也遭遇了石药首仿的冲击。

无论是如今“1+N”的哌柏西利竞争格局，还是CDK4/6抑制剂在国内的市场规模，都成为了哌柏西利未来触发集采的“隐患”。可以预见，当哌柏西利触发集采，辉瑞的爱博新或将再遭重击。

在辉瑞中国曾经强势的抗感染领域，虽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舒普深）的光辉仍在。但2019年上市的头孢他啶阿维巴坦钠(思福妥)，历经多年医保谈判失利后，2023年遭遇齐鲁首仿冲击。然而，齐鲁的头孢他啶阿维巴坦钠首仿却偏偏在2023年成功通过医保谈判进入目录。

在新产品方面，辉瑞中国官网最新一则肿瘤产品上市新闻稿还是2022年其第三代ALK抑制剂博瑞纳（洛拉替尼片）获批上市的消息，首发适应证是ALK阳性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今年6月，辉瑞在ASCO上再度披露博瑞纳的最新临床数据：显著优于第一代ALK抑制剂。

然而，更优的结果并不能避免更激烈的竞争。

回顾ALK抑制剂在中国市场的历史，2013年，辉瑞的第一代ALK抑制剂克唑替尼登陆，中国ALK抑制剂市场也因此被打开。

通常意义上，跨国药企只要在一个领域抢占先机，建立优势，其城墙将会越来越厚，后来者再想分得一杯羹已经十分不易，要想分庭抗礼更是难上加难。

但在ALK抑制剂领域，辉瑞的“城墙”却并未密不透风。2018年，罗氏携第二代ALK阿来替尼凭借更优数据强势袭来，并在2019年就成为受指南推荐的ALK阳性晚期患者一线治疗方案。同时，诺华塞瑞替尼、贝达恩沙替尼等第二代进口/国产ALK抑制剂也陆续获批。一直到2022年，时隔将近10年时间，辉瑞终于靠第三代ALK洛拉替尼杀回，然而，罗氏第三代ALK却也前后脚获批。

市场份额上，辉瑞早已难以回归曾经的优势地位。医药魔方PharmaBI数据显示，2023年，罗氏ALK抑制剂市场份额占比最大，达59.32%，辉瑞其次占据29.78%。

另外，在辉瑞全球2023年以来一直给予厚望的ADC领域，中国区可能要经历漫长的等待期。

公开信息显示，Seagen已经上市的几款ADC的中国权益几乎都在外部，例如CD30 ADC维布妥昔单抗由武田负责，Nectin-4 ADC Padcev的中国权益为安斯泰来所有，TF ADC Tivdak也早已由再鼎引入。

Seagen在进入辉瑞旗下后，其潜在“first-in-class”ADC SGN-B6A于2023年刚刚在国内获批临床，等待放量仍需数年时间。

回溯近几年的辉瑞中国，似乎面临着与全球市场相似的挑战——抢到了先机，但城墙不够厚，最终陷入已上市产品增速放缓，新产品接续不上的境地。如果与曾经“立普妥时代”的辉瑞相比，虽然过去几年的新冠疫苗、口服药似乎短暂地将辉瑞重新推回“宇宙大药厂”的光环，然而该面对的，即使延迟也逃不掉。

不过，从其对抗新冠领域的迅速反应来看，辉瑞曾经“宇宙大药厂”的底盘仍然坚实，在加上Seagen作为ADC先驱的实力，当辉瑞提出“到2030年，拥有八个重磅炸弹级别的抗肿瘤药物”的宏伟目标后，剩下的可能就是业界等待着辉瑞重回高光。

当辉瑞全球制定了产品上的目标后，已在中国开展业务35年的辉瑞中国，也有了接下来明晰的发展目标：希望到2030年新余股票配资，在中国上市超过15个肿瘤领域的新分子和适应证。未来五年内，实现全产品线关键Ⅲ期及注册申报实现China All-In，到2027年实现中国参与全部关键Ⅲ期临床试验，并且要求全球研发各治疗领域团队始终把中国纳入辉瑞全球新产品首批申报地区目录，保证达成在中国实现全产品线同步递交。